7.愿天下为公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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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口中的话语,便是“法就是公”。

法,绝不是天子一人所出,而是由天子和贤人共商而出,这便是“公”和“共”,首先得“天下为公”,而后方能“共和天下”,二者是相辅相成,互相约守的。

至于天子本身,绝非是不可质疑不可侵犯的,他的本源应是天命在人世间的代理,只要他触犯了“公共”之法,便是悖逆天命,那便按照孟轲所说,由天子沦为独夫。

天子怎么才不算是独夫,怎样才能垂拱而治呢?韩愈对高岳说,天子以“世爵”和“世禄”以养有高品性情的贤人,贤人便替天子理天下、保宗庙社稷来回报。以此类推,高品性情的贤人再往下,选拔中上品的人,担当大夫、循吏,来分摊理政的权力,保养地方州县,而后再往下就是中品的黎元百姓:百姓和上品贤人的关系,韩愈认为是“互相生养”的关系,百姓出力、纳税以养贤人,贤人劳心以教化百姓,百姓不能推脱责任,贤人也不可残害百姓。而百姓间,韩愈认为也是“互相生养”的关系,农人要稼穑纺织,工人则要制造器用,商人则负责互通有无,他们都出力生养别人,便有被保护被善待的权利,所以韩愈将人分为“六民”:士民包括天子、贤人,还有农民、工民和商民,士民居上,属于劳心者;其他三民在下,属于劳力者,但之间应互相平等;另外还有二民,就是韩愈所言的僧、道,这二民不劳心也不劳力,也不生养别人,不劳而获,是腐朽的寄食阶级,和下品的斗屑相同,都要“诛之”(韩愈有诛民的说法,后世谭嗣同和严复都对其进行严厉批判,但韩愈其实是冤枉的,韩愈所说的诛民,只是针对僧、道二民而言的,对于其他劳动人民,韩愈是主张要爱护的)!

也就是说,现在的韩愈已不反对工、商了,韩愈认为工商只要能产生好处,能生养这个天下,且手段符合道德法规,那便是对的,是值得鼓励的。

“退之的理论愈发精熟,我记得我曾对晏师说过,自此往后,便要进入舍我的境界,由此观之,舍我舍我,便是希望做到天下为公的地步啊......”对韩愈的整套理论,高岳已比较敏锐地捕捉到萌芽了,那就是种朴素的契约理论。

社会可以分阶层,但之间要有秩序,而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各个阶层能达到利益的均衡,可各安其生,且有相当的流通性,如是便能在稳定繁荣的同时,还保持向前的活力。

民众以纳税的方式,和统治阶层缔结了契约,要求的就是得到统治阶层的保护和善待;而一旦统治阶层沦丧到横征暴敛民众,目的却只是豢养‘保卫之臣’、‘爪牙之军’,供自己独家所用,那么这种契约便自动宣告毁弃:按照韩愈的理念,民众便可择选另外的有望圣贤,而不用再死板地等待循环了。

这是韩愈对自己之前的循环论最大的修正——引入了动态的评价机制。

“卫公,天下为公的理念,确实是和家天下的理念背道而驰的。我唐以来,太宗皇帝算得上‘开天独倡’的圣贤级别人物,然犹自心念封建不止,非是别的原因,而是太宗皇帝有‘公天下’的心,这才是太宗皇帝真正超卓凡庸的地方,就算有诛杀兄弟的行为,可后继历代天子,哪里又能抵得上太宗皇帝的?不过是依仗太宗皇帝的福荫,可福荫就像是田地、钱财,不会只增不减,依愈的看法,到了现在,天子独制天下,既无德,也无力,非与贤人、诸侯共理不可。”

“那元元之人心呢?”高岳继续问韩愈。

韩愈回答得更加坦然:“西川向日战乱不休,西北连年遭西蕃侵攻,河朔割据以抗王命,江淮盗匪横行,普天下百姓惨遭兵革荼毒,痛苦不堪,这岂是天子独自所能解决的?正是靠建牙立旄,让韦令(韦皋官居中书令)镇西川东川,卫国公您先镇兴元、凤翔,后镇淮南,才有如今中兴局面,人心所向,圣主所望,恰好是要让贤人掌权。且贤人,和天子所亲任的‘防卫之臣’不同,贤人心系的是天下是苍生,而天子的‘防卫之臣’所作所为,只是奉戴迎合君主,对百姓何曾有真正的悲悯之心?贤人,乃是天下人望所在;而防卫之臣,穷达全在天子私人好恶之间,岂能同日而语。”

听到这里,高岳沉吟起来,良久他对韩愈说:“依我的看法,郡县也好,封建也罢,都有善和不善处,不能一而论之。不过退之你所说的天下为公理念,真正是戳中了我的心。岭南平蛮现在大功告成,封禅西岳也近在眼前,那我、韦皋、杜佑还有其他方镇节帅,都要前往京师,这郡县和封建的争辩,总得有个结果。”

这时庭院里的蟋蟀叫声,绵绵传来,高岳看着韩愈,很诚恳地邀请说,“退之可与我一道参与封禅庆典......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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