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四百九十五章 论相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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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澜的你意思是要重立相权吧?”孙敬亭道:“这个话题也不是说第一次了,现在怎么又提起来?”

“因为我已经有决断了。”张瀚道:“以后相权要确定起来,宰相不仅要有威望,还得有专门的知识,最少是知道挑选合格智囊的聪明人,不能是二世祖和蠢货。怎么杜绝挑出蠢货来,我能挑,我的儿子,孙子呢?进士及第,不入翰林不入内阁,看着是蠢规矩,但在大明来说是最好的规矩。为什么呢,因为考试一次比一次难,有蠢货可能撞大运考中三甲,很难入二甲,更不要说是一甲了。能考中一甲的必定是第一等的聪明人,然后在翰林养望,进六部学习部务,再会推入内阁,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,这种办法杜绝了皇帝胡作非为。比如大明武宗喜欢江彬,在唐时他就能任江彬这个边将为宰相,武将任宰相在大唐是可以的。这就对施政和宰相的人选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,所以大明在废相之后有了内阁,有了内阁之后就有了完整的规矩。我不是说这套翰林入阁的规定有多好,只能说坏规矩也胜过没规矩。以后我们的宰相人选,也必须有一套选拔的规矩,比如军人不得为相,比如要通过最高等级文官试,比如要有十年以上的部务经验,每一条不合格,就如非翰林不得入阁那样绝对不能进入最高决策层。我的子孙,也就有了挑选任用的标准,如果有这样的标准,挑出来的宰相能蠢到哪去呢?”

“文澜你想的真是深远。”孙敬亭起身拜道:“我现在知道我们有多大的不同了,我最多想到三年之后,你想的都是三十年五十年后的事情和布局。”

“我也是基于三五年后的情况做的设计啊。”张瀚哈哈一笑,说道:“孝征兄太过奖了,其实如果没有现实的基础,比如三年前我和你说这些,你肯定拂袖而去了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

孙敬亭洒然一笑,说道:“那么与今日之事又有什么关系呢?分郡之事,和文澜说的大政府,相权和君权之事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吗?”

“当然有了。”张瀚精神一振,笑道:“关系大了去了。”

张瀚道:“中枢是大政府,因为每个部门都需要相当的专业和精细化的管理,就象是大商行里的情形一样,年底算帐时几十个账房先生打算盘结算,一文钱都得算清楚。大明的朝廷就做不到这样,因为朝廷的治政是大而化之。中枢因循苟且,地方但愿无事。如果说是先秦部落时,这样其实也挺好,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?大明的人丁少说过亿了,十几个行省情形各有不同,江南富裕,西北穷困,但地赋田税标准居然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大明的户部既没有意愿,也没有能力,更没有权力来变更各地的田赋标准。标准是太祖年间定下来的,现在已经过去二百多年,居然一成不变,这为什么?官僚体系的惰性加上能力不足,就算是当年张江陵的改革,无非就是敲敲打打,修补一下漏洞,叫他推翻祖宗成例来做整体的改革,也是力不从心。中央是这样,地方有没有权力?当然没有,税赋全部是中央收去了,地方只有少量的牙行税和摊派杂捐来维持,洪武年间战乱刚停,人口只数千万,地方残破,百业凋零,所以凡事镇之以静,又考虑地方官会鱼肉乡里,所以不给他们太多的权力。地方的权力从秦汉之后到唐是一个变化,唐之后又是一个变化。以前,中枢为官和地方为官各有好处,汉的丞相是万石,中枢的九卿则是两千石,地方的太守也是两千石,太守可以直接被任命为九卿,九卿出任也只是太守。太守可以征辟属官,任免僚属和管理属县,乃至军队与征税,汉之太守,权力之大不是现在大明的知府能比的。正因为地方豪强权力太大,汉末各地太守以至能自立,到魏晋时,地方豪强士族等若诸侯,那时中国算是又有回到封建制的样子了。”

孙敬亭听张瀚说过集权与封建之分,对封建,士大夫们都明白,大明开国之初太祖高皇帝也曾经想封建,沿九边封了一路的塞王,亲王礼绝百僚,尊贵无比,而且能掌握地方的兵权,负责边境的防御,可惜这种权力太大,哪怕兵权也不完整,而且不掌握政权和财权,仍然足以叫后来的帝王感觉到莫大的威胁。建文削藩是失败了,但往下去的大明皇帝无一不在削减地方诸王的权力,一直到把亲王囚禁起来,无事不得出王府,出城扫墓一年也只有一次,形同囚徒的地步,这才感觉到稍稍放心。

这种完全的集权,最少张瀚认为的完全的集权发生在明清之际并非没有理由。

“真是一篇大文章。”孙敬亭相当震惊的对张瀚道:“你是怎么想到的呢?”

“我只是擅长从事物的表面之下来寻找真相。”

张瀚这一次并没有说是直觉或是被托梦,毫无谦虚之意的笑了起来。

事实上他理应骄傲,尽管在中央集权和分权的理论上张瀚是受到孟森的启发,但是身处大明,对大明的弊病才看的更清楚。

没有别的原因,就是政体失衡,中枢和地方的体系设计的都有严重的缺陷。

整个王朝在中期就运转不灵,只是靠老天给的强人来力挽狂澜续命,到了万历之后就是积重难返,现在就是把张居正复活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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